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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06月29日 星期五
中青在线

中国建筑的畸形10年

闫小青 《 青年商旅报 》( 2012年06月29日   09 版)

    这幢11年前建成的奇特的大楼,将“中国当代人庸俗可笑迷恋金钱的心态刻画在了那里”。

    “到中国去!”过去十年,大批西方建筑师来到中国。繁多的项目、浩大的预算、宽松的环境,让中国成为西方建筑师的天堂。

    “到中国去”

    Leo是中国人,在2003年之前,他一直在美国的建筑设计所工作。

    在美国,Leo和大多数建筑师一样过着普通工薪阶层生活,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大师赚大钱。

    Leo能够接手的项目并不多,美国人对建筑太重视了,设计费用往往占到整体开支的15%,高额的设计费用也让美国人对建造房子非常谨慎。

    而一旦设计公司接到项目,则要面对业主近乎苛刻的对待。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放在制作详细的方案和项目预算上,直到甲方满意。一旦项目实施中超过预算,必须马上修改方案,有的时候甚至会失去项目。

    2003年,Leo被派到中国,负责南京的一个项目。他惊奇地发现,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建大楼,只要你愿意,就会有做不完的项目。这里简直是设计师的天堂,业主也不需要项目的详细方案,他们只要一个新奇的概念,不会有人因为超预算而让建筑师修改项目,“所有的建筑思想都可以变成现实”。

    没有人能够抵御中国市场的诱惑,Leo很快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,注册地在美国,办公地点在北京。

    之所以在美国注册,原因很简单,中国业主们更希望能雇用一个有着外文名字的事务所。

    特殊的合作

    外国设计事务所不但受到中国业主的欢迎,也受到了中国建筑设计公司追捧。本土公司发现,如果不与外国设计公司合作,他们太难得到项目。

    过去十年来,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几乎没有独自拿到过项目,这个国家级设计院必须和外国事务所合作才能拿到项目。

    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邵伟平经手过很多大型项目,他和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、央视大楼设计师库哈斯、顺义机场T3航站楼设计师福斯特等世界级大师都有过合作。有的时候,他也试图与他们竞争。

    而在竞争中,邵伟平感到的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,而是肤色的差距。无论业主是政府还是普通开发商,都下意识地排斥本国设计师。

    “不少业主的审美观就是媚俗,”邵伟平说,“一些外方设计师由于各种原因投其所好,过于炫耀他们的技术,炫耀自身的风格。”

    几年前,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参与投标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二期扩建工程。在竞标时,项目决策人就放出要求是:我们要找库哈斯来做设计,就要建一个像央视大楼那样完全不一样的大楼。

    经过几轮筛选,邵伟平团队的设计和库哈斯的设计成了最后的竞争对手。

    库哈斯的方案新颖而庞大,设计成本极高,而且方案几乎要把西单周围的很多建筑全部拆除了才能实现。

    结果,库哈斯中标了。

    失败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也分了“一杯羹”,他们被邀请参与深化合作。开工后,他们发现库哈斯那些宏伟的空间概念根本就不能实现,于是就开始不断修改,越改越不伦不类,最后库哈斯的方案流产了。

    最终,这个工程还是由邵伟平的团队接手了。

    畸形十年

    对于西方设计事务所进入中国,邵伟平相信,这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是必须的,但由于业主的不理性,“在这个过渡的阵痛期,中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”。

    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,更多的业主选择吸引外国设计师参与一些合作项目,那时候本土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相安无事。外国设计师多参与的是商业项目,而像政府办公楼和基础设施等等公共项目还是“传统大院”的囊中之物。

    但到了2000年以后,情况发生变化,中国市场对外国设计师的渴求越来越畸形。

    几乎是从国家大剧院开始,邵伟平发现,来自政府的项目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来做,这种偏好甚至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。

    “业主越来越有明确的需求利用外国设计师的背景来做一个概念,”邵伟平经常接到项目,要求委托世界顶级公司一流大师来做设计,“这种要求也不都是错误,但表现得过于功利了。”邵伟平认为,这种功利有的时候是开发商的商业需求,也有时候是政府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。

    在这种功利的需求下,业主并不关心最终的建筑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地。

    因为业主的需求,在和一些外国设计公司合作的过程中,邵伟平的团队往往不能充当第一决策者。“其实,有时候外方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公司,他们是由于很多的商业的因素最后获得这样的机会”,那些来自外国的事务所的水平并不比邵伟平的团队更高,有时候,甚至他们的设计并不合理。“他没法引领我们,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”。

    对外国事务所的追捧,还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情形——外国事务所有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来到中国,就能完成一个大型建筑的设计,之后的事情就丢给中国的事务所完成。工程完成后,即使这些外国事务所只是出了一个概念,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拿到远远超过中国规定4%的设计费。

    这个生意如此好做,还催生了“假洋建筑师”。

    “假洋建筑师”很多既不是“洋人”又不是建筑师,他们开一个皮包公司冒充外国事务所,然后随便请一些设计费收得很低的外国人做个设计图,再把项目外包给中国的设计院去操作。

    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些鱼目混珠的人,但是他们的生意因为能够“共赢”而好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所谓“共赢”,不过就是开发商拿到了他想要的外国建筑名头,中国的设计院拿到了项目,外国快失业的小建筑师有了生意,而假洋鬼子们赚到了大笔的钱。

    Leo自己成立的事务所虽然是正牌美国注册,但是他从来不敢提自己是外国事务所,“乱七八糟名头的国外事务所很受欢迎,他们都是本土的中国设计师,因为他们懂中国的游戏规则。”

    这畸形的十年里,无论是回归中国市场的Leo,还是经历中外融合阵痛期的邵伟平都见到太多盲目媚外的中国业主,太多真真假假的外国大师。而在中国的土地上,越来越多奇特的建筑立了起来。这一切的代价,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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