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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
中青在线

我们为什么重提奥斯维辛

特约撰稿 满堂 青年商旅报 ( 2016年12月23日   13 版)

    近日,深圳读书月2016“年度十大好书”评选揭晓,选出有5部翻译作品5部中文原版作品。其中的翻译作品《纳粹医生》,以追溯历史的新视角,颇为引人注目。

    人们会发现,在这一年度的出版物中,小清新的出版物减少了,多了一份重提历史的厚重感。比如对纳粹罪恶历史与其社会形态的深入追查,就有几部翻译专著出版,除了罗伯特·利夫顿的《纳粹医生》之外,还有劳伦斯·里斯的《奥斯维辛:一部历史》,普里莫·莱维的《这是不是个人》。

    此外,阿伦特的名著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: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》首次有中文译本出版,堪称出版界的一件大事,也是读书界的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关于纳粹与大屠杀的图书,几乎每年都有,因为法西斯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,揭露和反思也一直是个重要话题。今年的这类图书相对集中一些,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。

    《纳粹医生》:独特的视角

    这部书全名为《纳粹医生: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》,江苏凤凰文艺2016年10月出版。

    作者利夫顿为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,写过《生中之死:广岛幸存者》《断裂之联结:死亡与生命的延续》《多变之人》《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它》等作品。

    在写作《纳粹医生》之前,利夫顿访谈了大约40个纳粹分子,其中29个当过纳粹医生和药剂师,还访谈了80个纳粹受害者,其中有40人关进集中营后成了医学助手。他从纳粹医生这个角色入手,从历史观念、社会心理、个人心理等方面,探讨为什么会发生纳粹集中营里的大屠杀。

    为什么普通人也会变得邪恶?是他们本性如此,还是环境使然?如果是环境使然,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?作者还想揭示一点,罪恶的制度设计是如何“把人变成鬼”的。

    作者发现,整个纳粹国家是个大机器,它把零零碎碎的民族主义、或强或弱的国家主义整合起来。它通过吸引与胁迫的手段,让人们逐渐加入到这部大机器当中,成为那部机器的零件。开始时,你会觉得有点被动,但慢慢会变成一种自觉,执行命令的自觉。

    《纳粹医生》这本书所传达的,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,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。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,但是现实中像“斯坦福实验”中那样的“微纳粹”时刻,却在后来的许多国家出现过,实际上也是目前一些国家纷乱的社会问题根源。

    这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。

    《奥斯维辛:一部历史》:系统的梳理  

    这部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,作者为英国历史学家、纪录片导演劳伦斯·里斯。

    本书是对纳粹大屠杀更为系统的梳理。它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,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透彻的诠释,这就是奥斯维辛。

    作为BBC杰出的媒体人和历史学家,里斯用了15年时间,深入采访近百名亲历者,其中既包括幸存者也包括纳粹行凶者。之所以要花费那么多年时间,是因为他需要耐心地劝导这些人,还要耐心等待,等他们到了人生尽头处,愿意开始讲述。

    “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——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。它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,而这些变化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。”里斯写道,奥斯维辛还是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等纳粹官员的奋斗史,也是一个8岁德国女孩一天起床,突然发现自己被扔进奥斯维辛的故事,“奥斯维辛,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,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”。

    有着良好教养的20世纪的德国人,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?

    里斯说,在他寻找答案的过程中,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。第一,那些曾是纳粹分子的受访者,到了衰老死亡的人生阶段,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第二个机缘在于,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。“突然之间,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,还有人。”他说,这部书没有孤证,每一个说出来的字,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,包括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访谈。

    《这是不是个人》:亲历的见证

    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年3月出版。

    这部书是意大利作家莱维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,1947年出版,在世界上译成40多种语言,畅销近70年。法国《世界报》将其列入 “二十世纪一百本书”之中。

    “幸亏我在1944年才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。”莱维说,那一年,德国政府缺少劳动力,暂停随意处死囚犯,让一些本要加以灭绝的囚犯,有了活下来的机会。

    对于编号174517的集中营囚犯莱维来说,地狱就在奥斯维辛。他记录了集中营对欧洲犹太人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残暴迫害,描述了法西斯暴政的本质——法西斯用平庸、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,完全抹杀“另一群人”的尊严和意志,让其仅剩下一副勉力求生的躯壳。

    书中有这样一群处于“灰色地带”的人:他们本来也是囚犯,但为了活久一点,为了自己碗里能多一块土豆,就讨好敌人,与纳粹合作,当上了残暴的工头,把同胞送进焚尸炉。于是,莱维在书中写道:“纳粹你胜利了,你真的胜利了”,这是因为奥斯维辛把人转化了,受害者吸纳了施暴者的逻辑,人不再是人,人没有了人性。

    莱维的经历,逼着他从化学家变成作家。他必须得说出来,否则无人知晓真相,历史还会重演。如果个人不对历史负责,“我还是个人吗?”

    在这部书的序言中,他写道,当某些教条成为一种推理的重要前提时,其连锁反应的极端,就是死亡集中营。它是一种世界观的产物,是必然产生的后果。只要这种世界观存在,就会严重地威胁我们。

    莱维提到,他感到一种更大的羞耻,正因人类发明了奥斯维辛,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有愧的;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取消正义和邪恶的界限。我们仍要保留拒绝认同邪恶的最后的权力,肩负起对人性、对他人无限的责任。

    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:深刻的见解  

    本书由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。

    很多人都知道这部书,也知道这部书的作者汉娜·阿伦特,以及她提出的平庸之恶。这部书迟到了半个多世纪,才于阿伦特诞辰110周年之际,有了中文译本。

    当年,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现场发现,纳粹党卫军高官艾希曼身上有一种平庸性,让人无法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任何残忍和恶魔般的东西。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: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,既不心理变态,也不暴虐成性。他们为了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,服从组织,忠于职守,除此之外,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杀人。

    于是,阿伦特提出了“平庸之恶”: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,也有可能是平凡、敬业、忠诚的小公务员。她让这世界大吃一惊,看到了大众的病态之源:根本不动脑子,像机器一般顺从、麻木和不负责任。

    “平庸之恶”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,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,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。艾希曼的邪恶,不在于他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,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“伟大事业”。

    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阿伦特的学者指出了阿伦特的独特之处。首先,她注重概念的区分。概念的混用与强权相结合,就会指鹿为马,颠倒黑白,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。其次,她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。比如说人们从暴政的意义上去看待纳粹,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,而阿伦特用了“极权主义”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——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、有着相同本质、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。

    阿伦特告诉我们,在极权社会里,决定一个人命运的,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,而是说他生得不对,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,由此就必须被消灭,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。这里有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支配一切。

    她还看到了现代人的无思想性——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——是一种很可悲同时又是一种很可怕的症状。如何根治这种“现代病”成为阿伦特晚年回归哲学思辨的重要问题。她把人的精神生活分为思维、意志、判断三个部分,认为“无思想”不是说人没有一般的思维能力,而是指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。

    因此,她认为提高人的判断力是相当重要的事情。她想写的最后一部书名为《判断》。1975年她去世时,人们发现,她的打字机里还放着一页纸,上面打着《判断》这部书的题目和导言。

 

我们为什么重提奥斯维辛